剖析农村社会治理当中的一环：养老问题

前言

养老问题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当中的一环，不仅是国家政策层面所要关注的,更是地方性治理参与者和决策者所关心的重要议题。在我国的农村社会福利治理体系当中，“国家-个人”一直是一种基本的框架。尤其是在多元化的福利主体缺失，养老资源二元化供给模式显著的欠发达农村地区，作为地方性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养老问题，无疑是单身汉通过自身行动与国家之间进行连接的重要通道。

 

“耦合性”是一种跨学科概念，主要指两个主体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复杂关系。而在一种制度机制或者社会体系的讨论当中，耦合性代表了两者既在价值契合上，又在历史逻辑中存在有机的耦合。

在农村单身汉的养老国家策略实施过程中，中央的政策要求，以及地方对于政策的解读与具体落实之间存在制度结构上的逻辑关联，但事实上又是两套分立运行的系统结构。国家对于农村养老的相关政策，往往是站在总体的角度，注重政策福利和养老资源供给的普惠与托底性；而地方的政策落实则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设施条件，社会关系网络等存在差异，所以对待养老政策的价值判断及其作为国家治理制度工具的认知也会存在偏差。

通过笔者的调研，也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到，无论是政策条文规定还是单身汉对于国家的政策期望都是向好的，这为个人养老策略的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单身汉也容易将养老效果的偏差归咎于地方行政与制度的不契合，甚至“不作为”，进而产生诸多消极的个人策略。因此，想要理清楚单身汉养老国家策略和个人策略之间的耦合性关系，既要看到政策规定与个人策略之间的相容性，也要看到政策落实与个人策略之间的博弈性关系。

国家对农村老人提供的养老制度性保障本身也是老人自我保障的一种重要手段。换句话说，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保障方式，本身也蕴含自我保障成分。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制度规定，制度实施时不满60岁的老人,要想获得养老保险待遇必须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本身就是权利义务相结合的老年保障制度。虽然新农保具有一定程度的普惠性，但是普惠性程度较低，老年人要想获取相对较高养老待遇的前提仍然是个人缴费。因此无论社会保障以何种形式开展，老人都不是纯粹地处于“被养”的地位，老人仍然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自我保障。

国家策略对个人积极策略的实施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形成了托底和保障，个人策略能够顺利有效地实施，并充分迎合单身汉特殊性的养老需求，离不开国家策略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之所以提供托底性养老保障，其本质目标不仅是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更是需要在相关福利政策落实的过程中，通过个人实施能动的策略实现福利治理的目的。

具体来讲，一方面，国家策略与个人策略的目标之间存在关联。国家和单身汉作为养老的资源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其在理性基础上的基本利益虽然不一致，但二者在目标上却具备统一性：基于福利治理理论，国家以政策的形式为农村单身汉提供托底性制度福利，为的就是在满足这一群体基本养老需求的基础上，维持乡村养老结构乃至治理秩序的稳定。

在国家策略无法充分契合养老需求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个人策略从内部将养老资源的供需矛盾，以及一些特殊问题软化与消解。作为单身汉，生存需求构成了其养老需求的基础，政策的托底也恰恰为其满足基础性养老需求，并根据个人差异性的养老意愿来制定进阶的个人养老策略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国家策略与个人策略的行动之间也存在关联。从个人策略与国家策略的行动内容和行动过程看，二者具有内容一致、过程互动的辩证关系。形象的说，国家策略是“雪中送炭”，个人策略是“锦上添花”。从个人策略和国家策略的行动结果来看，由于国家策略具有社会救助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特征,这使得国家策略在行动过程中更像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行为，是将单身汉从生存与死亡的边界中拉回来的行为，因此其扮演的更多的是“雪中送炭”者的角色。

相比之下，个人策略的主动性、多元性、深入性使得其行动效果更具有功能性，甚至个人策略能够解决国家策略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于农村单身汉而言,其个人采取的行动策略更多的是起到提升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的作用，因此，个人策略行为扮演着“锦上添花”的角色。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这样的“锦上添花”作用是基于“雪中送炭”而言的，只有先保证了生存与生命之前提，才有可能争取质量更高的生活。

可见，国家策略可以推动个人策略的行动及其积极效果的产生。当个人策略能够实现养老意愿时，往往更容易使单身汉养老产生更好的效果。这是在国家政策充分落实从而保障了单身汉基本养老需求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积极个人养老行动。也就是说，当五保资金及各种政策性养老资源发及时、完备地发放到手，无论从心理还是行动上都保障了个人策略的顺利实现。总的来说，国家策略与个人策略更像是同一问题对策的一体两面，是“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相辅相成。

中国社会养老问题的博弈，源自于我国特有的老龄化社会形态。作为养老的主要参与者，国家、家庭和老人三方每一方都有自己所处困境的限制，往往不能让事情朝着最优的方向发展，三方会根据自身的状况来做出相应的策略，从而形成一个三方博弈的局面。|由于家庭的缺失，以及福利多元结构下社会功能的弱化，传统对于农村老人养老岀现的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三方博弈，其实是“国家-单身汉”之间的博弈。

然而，作为相对失能和资源绝对贫困的单身汉，与国家之间以博弈为主的直接互动往往缺乏能力，导致无法实现。面对在养老行动中代表国家权力和制度意志的地方政府和相关政策实施者，单身汉缺乏张力的自主性空间，让其除了用需求和意愿表达自身之外别无他法。

作为农民个体，在涉及到切身利益的事务方面，村委会既是他们为表达自我而进行政治参与的平台，也是其能直接面对的博弈对象。在养老问题当中，以村委会为主的地方行政部门的这种双重性质显得尤为突出。作为非乡村精英且缺乏必要乡村政治参与的单身汉,他们很大程度上以来地方政府履行制度要求，为其提供必要的养老保障，同时也希望在这种单向的供给关系中，寻求符合各自养老需求和特征的个人策略空间。